您觉得买媳妇怎样呢？




买一个十七岁的“媳妇”，只需要四千元




性别比例的失调、贫富悬殊的差距，带来女性这种“商品”四野横溢。但透过林林总总的现象，我们也看到，无论是买方还是卖方，包括天良丧尽的人贩子，驱动这艘商品经济的巨轮前进的动力，无疑都是金钱。


吴顺子，大别山主峰金刚台下一个朴实的农民。三十八岁了，因为过去成分不好，穷姑娘们没谁愿朝这火坑跳，让后人也落个“崽子”帽子戴。这些年，他领着一帮子人铸锅，家底渐渐殷实了。有人上门提亲，多是“二婚头”，吴顺子却执意找个大姑娘。大姑娘有，却嫌他年龄太大。有一个在娘家已有些风流韵事的姑娘愿嫁他，开口要“定亲费”、“见面礼”、“赡养费”、“接亲费”等共计八千元。
媒人传话过来，熟谙商品经济的吴顺子笑了笑，他听人说过，从四川买一个黄花闺女三五千就足够了，这种“破货”还俏什么俏。
第二年春天，他托一个人贩子捎回了个“媳妇”，十七岁，嫩得像一株豆芽菜。吴顺子一见便骨头都酥了。四千块，娶下了这么一个美人儿。他认为，无论是钱还是人，他都赢了，赚了。


我们不能不承认，从“左”的桎梏下挣脱出来的吴顺子，在商品经济的大潮中，是一个弄潮儿。但他却把自己的解放置放在另一个女子的人身自由上，把市场经营的技巧用在人口买卖的得失上，不能不说是一个让人痛心的悲剧。
当然，悲剧不止一起。还有人从当初自己买媳妇中尝到了甜头，继而走上贩卖妇女的罪恶行列的。
山东聊城地区某县青年农民刘万松，以两千元钱从湖北利川市人贩子许丰琼、冯春宇等人手里买下了二十一岁的女青年谭文春。他的这桩“买卖”引起了附近几个村男光棍的羡慕，他们纷纷登门，夸刘万松“艳福不浅”，“买得便宜”，有人半开玩笑，请刘万松“也帮买一个”。有几个订下了亲的小伙子还表示：要知买一个女人这便宜，早就不去劳那个神。有一个还当即声明把订下的亲事退掉，“折腾到媳妇娶进门，还不知要花多少钱”。


说者也许无意，但听者有心。刘万松思忖：要是也去弄几个女人卖掉，不就可以赚一笔可观的钱么?别看他大字不识几个，歪心眼也还有不少。卖谁呢?利爪下如羊羔一般颤抖的谭姑娘倒提醒了她。她家中不是还有个妹妹么?他请人给谭文春家里写信，谎称“山东这地方吃得好、穿得好”，以谭姑娘的名义，“请母亲和妹妹一定来玩一趟。”
谭文春的母亲和妹妹信以为真，母女俩准备一番后，兴高采烈地“走女儿家”，这边刘万松得知动身的信息后，马上去联系了两户买主，这样，四千元响呱呱的人民币，转眼之间掉进了他的腰包。一买二卖，他赚了个谭姑娘，还落了笔零花钱。当他拥着新媳妇，有滋有味地数着那叠十元一张的人民币时，他那颗被铜臭熏透了的心哪里知道，千里之外的利川市巴东县谭家中，家中仅有的一父一兄相向而泣，境况何等悲惨！


刘万松不会想到，所有的人贩子都不会想到。闪耀在他们眼前的，是黄灿灿、金晃晃的钱！他们不管是昧心钱、黑心钱、浸透着少女血与泪的钱，一律毫无顾忌地，贪婪地攫取。徐州市由四十三名人贩子组成的犯罪团伙，在五个月的时间里拐骗、劫持了一百零一名妇女，获取了一十三万六千余元血腥钱。河北省定州市米二造等二犯贩卖妇女十一人，牟利三万多元。山东省曹县人贩子苗继春因拐卖妇女，被判刑十五年，其弟不仅不接受教训，反而认为卖人比种田“成本低”、“效益高”、“见效快”，变本加厉做人口生意，果然很快收入两万多元。最后一家四口锒铛入狱。山东省阳谷县郭屯乡九都阳村人贩子郭道昌，曾明码标价：谁替他到接头地点接送一个妇女，一次十元，看管一个，一天三元；推销一个一百元；替他买进妇女，则“以貌论价，利润分成”。仅有百十户的九都杨村，竟有二十多人为其服务，一度被称为“拐卖人口专业村”。几年时间，这个犯罪团伙便拐卖妇女四十四人。这些人贩子把贩卖妇女而获取的不义之财大肆挥霍，过着醉生梦死的日子，他们像资本主义原始积累一样，用“奴隶”的血泪构筑他们的所谓幸福。


写到这里，我们不由又想到了莎士比亚在《雅典的泰门》一剧中关于金钱的精彩论述。是的，推动历史前进的有时是以善的面目出现，有的是以恶的形式表现出来。金钱，诱使着这片古老封闭的土地上的子民刚刚了解什么是商品经济时，便沾惹上了血腥的罪恶。他们明了是买合算还是娶合算，他们懂得在“女人柜台”前怎样讨价还价。他们经济学的所有知识加起来还只知道要买一个能够充当泄欲和生育工具的女人！
作者：周百义